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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

发布时间:2021-01-21 14:51:08 阅读: 来源:增压泵厂家

放松供给约束 解除供给抑制

从古典供给经济学  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19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和法国经济学家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等人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思想,这一古典供给经济学的观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固然具有现实意义,然而随着几次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不断提高的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之间的差距开始显现,周期性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生产过剩、失业率高企,传统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已难以解释经济发展的现实。  面对这一问题,后世的两位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和凯恩斯分别提出了用政府“有形之手”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入手,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造成社会整体购买力的不足并引发经济危机,他主张用政府计划手段来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凯恩斯则以其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假说为立足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完全可能出现,这时就需要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二战以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欧美等西方国家分别在马克思和凯恩斯经济思想指导下维持了多年经济稳定,然而长期执行政府计划或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都使经济逐渐失去了活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不但中国的计划经济严重缺乏活力,美国 、欧洲经济也陷入了“滞胀”的泥潭。  彼时,中国的邓小平改革让中国经济重新焕发了活力,而美国的里根政府所采纳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也开启了美国经济繁荣的三十年。美国上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等人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中,供给处于首要的决定地位,决定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是供给而非需求,产出的增长最终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与古典供给经济学不同的是,供给学派并不认为经济完全不需要干预,而是认为干预的重点在于通过相关政策从供给面上强化对生产活动的刺激和支持,其提出的措施包括反垄断、解除各种管制、主张经济的民营化和自由化、限制甚至取缔工会组织以便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等。作为传统供给学派核心理论的“拉弗曲线”证明,减税有助于刺激产出,最终一定会增加企业和居民收入以及政府税收,为了推动减税,当然必须压缩那些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正是从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践出发,结合传统供给学派和邓小平“解放生产力”的改革理论,针对中国经济运行机制、长期增长潜力、国民收入分配、以及房价物价等问题而提出的一整套经济管理理论和改革思想。  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为核心的宏观机制  虽然同意 “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理想的经济运行模式,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这种理想状况有时候不能自发实现的原因并非分配机制缺陷或需求不足,而在于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循环往复,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由此划分为四个阶段:  (1)新供给形成阶段:当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社会旧有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  (2)供给扩张阶段:当新供给内容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速不断提高;  (3)供给成熟阶段: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该项供给领域,供给数量迅猛增加而需求回落,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机制出现中断,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潜在增速回落;  (4)供给老化阶段: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老供给不能创造需求,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陷入萧条。  在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不但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而且所有产品销售收入最终都会变为要素报酬,并通过消费或投资形成新的需求;然而一旦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产能和产量过剩形成,不但原投入的生产要素报酬不能及时回收,而且大量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  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打破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其与技术扩散和产业生命周期密不可分,任何一项社会主流技术和主流产业,早晚都会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生产的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和局部领域的供需矛盾可以随着资源逐步向新产业领域配置而消解。当宏观经济从供给到需求的传导过程遇到阻碍时,既不应当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比如产业政策去彻底破坏市场机制,也不应当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人为扩大旧产业和旧经济的总需求,而应当通过“放开新产业供给约束,减少新经济供给抑制”的方式,为市场释放新供给创造条件,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终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让经济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  从供给端启动改革  提升潜在增长率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把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放松供给约束”,把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精髓概括为“解除供给抑制”,进而提出全面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思想和改革措施。  1、以“放松供给约束”为核心的短期改革主张  上世纪70年代美国供给学派就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若干年后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他们的大部分政策主张都是在解除凯恩斯主义遗留的税收、生产成本、垄断和政策管制、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低效率等供给约束。这些政策被里根政府采纳,从供给的角度刺激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就业,同时以扩大产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胀压力,成功地使美国经济实现了复苏。  我们将上述传统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归纳为放松“供给约束”,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并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情况提出“解除供给约束”的具体措施,包括: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依托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改进资源和基础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有效控制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成本,等等。  只要下决心采取上述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当然,税收受益者、社会福利成本受益者、垄断者、管制政策受益者等都是有利益刚性的。打破这些刚性利益,需要执政者的改革勇气和决心,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天然就是改革的经济学理论。  2、以“解除供给抑制”为核心的长期经济改革主张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为代表的美国传统供给主义政策的核心在于解除经济增长的“供给约束”,那么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在于解除“供给抑制”。  按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第一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第二个财富源泉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当前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第三个财富源泉是资本。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却存在严重的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第四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第五个财富源泉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分工效率和企业生产效率,决定了财富的增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我国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改革低效率的部门自然会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财富源泉来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存在普遍的“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认为,只要通过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制度和管理、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的供给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越是供给抑制严重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金融、房地产),改革的空间也越大。  3、五大财富源泉,三种增长模式  除了上述基于五大财富源泉的增长理论,我们认为经济长期增长可划分为三种模式。  亚当·斯密关于制度和社会分工对生产力促进作用的研究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增长过程,认为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estructive Creation)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库兹涅茨则更多地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并将经济长期增长要素归纳为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升级、社会结构转变等。上述理论无一例外地从“供给”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上述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现,未来中国“库兹涅茨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但应该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长”阶段,并通过深化制度改革,重启“斯密增长”,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涌流。  以“新供给主义”  为核心的调控政策  过去十年中国房价持续上涨,调控效果多年不达预期,其原因就在于政策着力在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未来只有从供给侧着手,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对物价的调控也一样,中国从1996年以后就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阶段,因此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给方面。十多年来的每一轮通胀几乎都由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推动、食品供给冲击等供给方面原因造成,而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紧缩总需求去进行干预,结果难免误伤经济。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面去管理物价的措施包括:降低税收成本,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稳定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机制,控制流通环节费用,建立稳定的消费品物价形成机制等。  在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方面,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主张从供给出发,按照劳动、资源、技术、管理、资本等五大要素的贡献和边际报酬,让市场完成收入分配。  新供给主义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六个核心主张包括: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对于创业企业或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小的小微企业应大范围免税;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调节的重点应该是严重偏离要素边际报酬的收入,比如房产持有和遗产继承等等;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转移支付,长期来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应该尽量减少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总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重视熊彼特增长,重启斯密增长,整个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才能够得以不断提升;只有放弃传统产业政策,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恢复“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机制;只有从“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入手,才能真正解决房价物价等顽疾;只有从“供给贡献和边际报酬”出发,才能确保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只有坚持上述从供给面出发的经济政策,才能最终达到短期稳定经济运行、长期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并促进效率和公平分配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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